第八十七章 精准研判日军动向
上回说到，谢文魁在藏身之处摆了一桌酒席专门犒劳了金川和华菱。席间，谢文魁搬出了戴老板，让金川和华菱再接再厉，密切配合，在搜集日本战略性情报方面早日有所突破。
谢文魁举起酒杯说道：“我看你们俩在多次行动中，沟通顺畅，配合默契，今后还望你们继续精诚团结，携手并进啊，来，为了今后的愉快合作再干一杯。”
“放心吧主任，在你的英明领导下，我和华组长一定不负使命，努力为上海办事处争光添彩，让戴老板对咱们上海办事处刮目相看。”金川一个劲地恭维着谢文魁，说了不少的客套话。
“就是，上海办事处在谢老板的领导下，那是接连创出奇迹，可以说为戴老板在委员长那里争足了面子，立功受奖理所应当。所以，谢老板深受戴老板的赏识就在情理之中了，以后谢老板如果高升了，别忘了我和金老弟就行。”华菱再恭维了谢文魁之后也敬了他一杯。
“好说，好说，都是自家兄弟姐妹，不用那么客气，只要上海办事处有我在，就保准亏待不了你们俩。那以后就看你们俩的了，你们俩可是党国的精英，也是上海办事处的顶梁柱，更是我的左膀右臂，上海办事处的兴衰全仰仗你们俩了。来，再干一杯，祝你们在获取日本战略情报方面早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谢文魁显得非常高兴，左一杯右一杯的，着实喝了不少。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金川和华菱互相打着配合，他们利用大富豪夜总会这个平台，频频结交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上层人士，从他们的嘴里套取各种情报信息。特别是金川利用他与特高课、76号的关系，华菱利用她与日本驻上海**及警察局的关系，先后获得不少日伪方面的重要情报。
尽管金川和华菱搜集到的这些情报大多都是琐碎的，有的甚至只是一些只言片语，要想获得完整的一份情报，有时真比登天还难。
但是，金川和华菱并没有气馁。他们在分析这些零散的情报时，拨茧抽丝，去粗取精，凭借着对情报的感悟和推理，愣是从数百条散碎信息情报中，找到了一些最有价值的情报“线索链”，并且顺着“线索链”步步深挖，最终作出了清晰准确的情报判断。
像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政略之争，不同时期对华的战略，侵华日军的编制、分布，日汪密谈协议及其进展，各地汉奸之间的矛盾与争斗，日本对华经济掠夺情况，日本特务进行暗杀、破坏的策划，日军即将进行的战役战术活动等等，都是当时极具分量的**情报。
或许，有些看官认为，这些综合类的情报信息都不如军统译电员破获的日军突袭珍珠港的情报价值大，高级特工更应该去搜集那些具有时间节点的行动类的情报，这对支援一线抗战更有价值。
其实不然。战略情报的分析研判，层次更高、谋划更深、看得更远，对于高层决策往往是有很大帮助的，更是关系着今后每一场战役的决策部署，以及能否最终取胜。
所以说，金川和华菱获取的这些重要战略情报的价值，比破获单一的日军突袭珍珠港的密电价值更大。特别是他们通过各自的渠道及时发往重庆和延安的战略情报分析研判，对上海抗战，乃至对中国抗战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讲一段小插曲。有一段时间，日军组织了对重庆的数次大轰炸，给重庆带来了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但是重庆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日军很少去轰炸延安红色根据地。老蒋为此颇有些起疑，他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委。
谢文魁接到戴笠发来的指令后，让金川和华菱想办法搜集这方面的情报，给出一个令重庆信服的解释。一个偶然的机会，金川从几个日本商人的嘴里得到了答案。
原来，这日本人很是精明，竟然算起了轰炸中的“经济账”。日本大本营原本采取的是对重庆和延安实施“双重”大轰炸的策略，想通过持续不断的大轰炸让重庆和延安彻底屈服。
在对两地实施轰炸的操作和效果评估中，日本人发现轰炸延安很不划算，太浪费，效果也不显著。日本派出的特工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延安“地广人稀”，轰炸延安时，人员疏散很快，几乎很少有人员伤亡。而轰炸过后，当地老百姓更是把炸弹皮捡回家用来打造铁锹、锄头、镰刀等农具，一些没有爆炸的炸弹，则被拆解，把弹药取出来做成了地雷和手榴弹，用于抗日战场。日本大本营看到这份调查报告后，很是不高兴，觉得轰炸延安是“赔本赚吆喝”，得不偿失。
而重庆潜伏的日本特工发回的评估显示，重庆人口稠密，房屋很多都是木质结构，每次轰炸后，大量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众多，对居民造成的心里压力更大。基于上述分析评估，日本大本营本着“经济适用”的原则，逐渐减少了对延安的轰炸，转而加大了对重庆的轰炸。
谢文魁对金川的这个分析很是认可和赞赏，随即归纳整理后发往了重庆军统本部，从而解开了日军为何轰炸重庆多而轰炸延安少这个“谜”。
其实，除了上述这类情报，最让金川感兴趣的是，在搜集到众多的情报信息中，有一份涉及日军在满洲演习的情况简报和部队编制的信息，令他沉思了许久。如果单从直观上看，这份情报已经“失效”，没有多大的价值。
但是金川却通过对这份情报信息的仔细梳理，从中发现了“蛛丝马迹”。他在对日军演习的内容和部队的编制装备进行逐一分析后，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日本军队正在全力以赴做着“南进”的准备，而不可能“北进”去进攻苏联。
金川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从分析中看到，如果日军准备北上进攻苏联，不可能不准备在苏联极寒气候下的作战装备和物资保障。但日军在满洲演习时，恰恰没有这方面的装备和物资保障，反而大多是夏季作战的装备和装束，由此他断定日军未来的行动方向将是“南下”而不是“北上”。
在梳理诸多的情报信息中，金川还发现日、蒋、汪三方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对重庆方面展开攻心政策。像日军在占领武汉后已决定停止战略攻势，对蒋介石展开“攻心术”进行劝降诱和。而另一方面则是对延安方面采取高压政策。像日军在华北频繁进行兵力调配，图谋对根据地展开大规模的“清剿扫荡”等等。
在分析研判出这些重要的情报后，金川敏感意识到，这可是目前延安急需的战略性情报，必须马上把情报发往延安。
此时，由于华菱对金川已是给予了充分信任，所有的情报都会与他分享。她知道金川非常善于推理分析，总能把一些散碎的信息拼接还原成一份重要的情报评估和研判成果。所以，她毫无保留地把手里掌握的所有情报信息全都交给了金川，由金川来做最后的分析研判。
在金川完成对各类情报的评估分析之后，俩人还要经过最后一道程序，那就是仔细核对、论证，确认无误后，才以“西风”和“刺猬”的名义上报给了谢文魁，由谢文魁再将这些重要情报发往重庆军统本部。
与此同时，金川和华菱还以中统“南风”的名义，时不时地给中统发送一些可以“共享”的情报，让中统本部始终以为“南风”还没有暴露，还在不断地提供重要的情报。
重庆统帅部在得到这些重要的战略情报信息后，及时调整战略对策和部署，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并且形成了全国抗战一盘棋的有利态势。
当然，金川私底下也把一些延安方面急需的一些战略级情报，以“东风”和“北风”的名义发往延安总部的李方侠局长。其中有关日军已经实施“南进”计划的情报最为重要，金川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一开始，金川也曾犹豫过，是否该将自己综合分析研判得出的日军准备“南进”的情报发往延安。
因为金川知道，自己手上并没有日军准备“南进”的直接证据，这份情报只是一份综合分析研判的情报，非同寻常，一旦产生误判，后果将不堪设想……
